摘 要： 英国《自然》杂志在2004年8月5日报道了英国生物物理学家弗兰西斯·克里克逝世的消息, 深切怀念他在生物学领域为人类作出的巨大贡献。克里克的两位合作工作者：左旋螺旋发现者亚历山大·瑞特(Alexander Rich)和查尔斯·F·史蒂文(Charles F Stevens)回忆了克里克的科研历程及贡献。本文编译部分内容以表示对克里克博士的敬意。
英国生物物理学家弗兰西斯·克里克是20世纪生物学领域中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不幸于2004年7月28日因结肠癌去世，享年 88 岁。克里克是个极为幽默的人。他原本是一个物理学家，后来逐渐变成一个可以说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生物学家。他对原创方面的问题好奇心极为强烈，经过他的努力获得了许多基本问题的答案。他虽然不带博士生， 但与同事经常密切合作。
克里克出生在北安普敦，大学毕业后从事物理学方面的研究。 他的课题是确定高压下水的粘度。 1940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颗炸弹击穿了物理实验室的屋顶，在他的仪器上爆炸。这一事件改变了他的事业，克里克就此去了海军，设计了“聪明的”水雷。1947年，他开始从事生物学研究。最初在剑桥的 Strangeways 实验室, 他设计出了测定细胞质粘度的仪器。 但他并不感到满意，1949年，他加入佩鲁兹在剑桥的卡文迪什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进行蛋白质结构的研究。
20世纪40 年代后期，生物学研究向多个方向发展, 但进展并不大。 悬而未决的中心问题就是遗传信息是如何从生物体传到它的子代的。 生物学界当时很少有人想到这个问题可能在分子水平上得到解决，而且多数的科学家认为遗传物质是蛋白质。 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 奥斯瓦德·艾弗里(Oswald Avery)和他的同事们已经提供证据表明DNA可能是遗传物质, 但是这一结论在当时却不被广泛接受。
克里克对生物学问题尽可能用生物化学和物理学来解释。1953年，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一同发现了DNA分子双螺旋结构（Nature,1953, 171:737~738）。20世纪50年代，他参与证明DNA 中的三个碱基序列编码特定的氨基酸, 并且描述了这些氨基酸如何被用来制造蛋白质。此后，克里克通过逻辑推理揭示了在蛋白质的合成中，DNA转录的RNA（信使 RNA）与氨基酸之间的重要的编码关系。
1955年，克里克与左旋螺旋发现者亚历山大·瑞特(Alexamder Rich)一起发现了机体主要结构蛋白——胶原蛋白的结构。到20世纪70年代，克里克觉得分子生物学的一些重要原则问题已经解决，剩下的只是细节，而他对细节没有兴趣。1976年，克里克到加州La Jolla索尔克研究所从事生物科学研究——从分子生物学的问题转到脑的机制尤其是意识问题。他将自己的余生用来探究意识的生物学基础—— 一个普遍认为极难的科学问题。近30年来他致力于屏状核 (claustrum)的理论探究，研究脑中这一很少有人研究的区域在人类意识中可能的重要作用。
在克里克去世前的一周，特里(Terry Sejnowski) 和查尔斯·F·史蒂文到克里克家中看望他。他们花了一小时左右谈论屏状核。令克里克着迷的是屏状核从大脑皮层的许多区域获取信息，然后把它们反馈输回那些区域。这一机制使他认为，也许屏状核是大脑皮层“管弦乐队”的指挥者。他觉得屏状核可能是一种控制意识的中央神经元结构。对这种可能性，他与来访的两位科学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争论。克里克希望他的研究结果能激发对脑屏状核的研究。正如探究DNA结构中的遗传密码一样, 他这次试图从脑的区域中探究意识。他对主观感受是从哪里来的非常感兴趣。
从剑桥迁到索尔克研究所的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克里克经常邀请神经科学家一起讨论。 在神经科学领域,格雷姆·米切森(Graeme Mitchison)、克里斯托弗·科赫(Christof Koch)都是他的主要合作者。许多神经科学家都被克里克尖锐的提问和敏锐的洞察力所激励。与在分子生物学上的贡献相比，克里克在神经科学上的贡献稍显逊色。但假如他可以再活20~30 年，也许他在神经生物学上将会作出重大贡献——发现意识的生物学基础。
[参 考 文 献]
[1] Knight J. From DNA to consciousness——Crick{$39}s legacy. Nature, 2004, 430: 597
[2] Rich A, Stevens C F. Francis Crick (1916~2004). Nature, 2004, 430: 845~8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