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晚春初夏是剑桥最美丽的时季。每当傍晚来临，参树林立的希尔斯路在几许夕阳余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幽静。希尔斯路，人称“诺贝尔大道”，乃是附近有多名剑桥诺贝尔奖获得者居住之故。在通往分子生物学实验室方向的人行道上，人们时常可以看见赛瑟(C閟ar Milstein, 1927~2002)携带“随身听”，脚着运动鞋不紧不慢地以散步方式进行他极有规律的体育锻炼。1990年，我离开剑桥前的居所位于赛瑟散步的必经之路，遇到他时偶尔也陪走一程。赛瑟也许是因为没有小孩的缘故，他见到我当时尚年幼的大女儿爱琳时，总是驻足与她玩耍逗笑，慈祥之态令我难以忘怀。
在赛瑟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第二年(1985年)，我通过他夫人——赛莉亚(Celia Milstein)的介绍与他相识。与赛瑟一样，赛莉亚也是免疫学家，当时我们都在位于剑桥郊区的动物生理研究所免疫系工作，因为实验室相邻，交流颇多。记得是为了探讨如何解释抗甾体激素单克隆抗体的分子多样性问题，赛莉亚建议我去找赛瑟求教。其实，此前赛莉亚在单克隆抗体制备技术方面已经帮了我不少忙。赛瑟的办公室不大，桌上堆满了文献书刊，他话不多也不寒暄，知道我的来意后便找了几篇有关免疫球蛋白V基因高度突变对抗体亲和力及多样性影响的研究文献让我自己去推理，前后不过数分钟。在回贝布伦翰的路上，我自然有些扫兴。不料几天后，赛莉亚在喝午茶时突然把我拉到一边，说赛瑟要我准备一份针对上述文献的阅读心得后再去找他，还特地关照只需纲要，不必成文——赛瑟深沉的关怀使我感动不已。此后，我在赛瑟和导师布莱恩·希普爵士(R. Brian Heap)的提议下，找了先后培养了多位诺贝尔奖得主的著名免疫学家艾伦·蒙罗博士(Alan Munro)，经他安排在网球场路那幢举世闻名的病理系红楼里上了半年剑桥特有的免疫学课程(病理学II)，受益延绵至今。
赛瑟1927年出生在阿根廷一个贫穷的犹太移民家庭，大学时代对政治事务和学生会活动兴趣浓厚，十分积极。大学毕业后，赛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从事酶动力学研究，开始了他数十年在人类文明史上留有宝贵财富的学术生涯。研究生期间因为生活拮据，赛瑟曾与夫人一起在临床化学实验室兼职，奠定了他时常令人惊叹的医学知识基础。1958年，赛瑟完成博士论文后，在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资助下前往剑桥大学研修，在那里他与著名生物化学家、两度诺贝尔奖获得者福莱德·桑格(Fred Sanger)通过课题合作建立了历久弥坚的深厚友谊。1960年，赛瑟在剑桥取得第二个博士学位后，曾在桑格手下短暂工作，于1961年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由于当时阿根廷当局对民主人士和科学家的无端迫害，两年后，赛瑟和赛莉亚不得不放弃已初具规模的实验室，离开他们所热爱的祖国，再次来到剑桥。在福莱德·桑格的熏陶下，赛瑟改变了他的研究兴趣：从酶学转向抗体。如果说南美洲特有的风土人情造就了赛瑟豪迈豁达的鲜明性格，那么成年后在阿根廷所经历的险恶政治环境则凝炼了他深邃致远的超人睿智。
赛瑟从不拘泥于英国绅士社会繁复的礼节客套，喜欢在衬衣内系带体现“斗牛士”特征、点缀着小白花纹的红色围巾，即使在许多正式庆典活动时我也很少看到他西装革履，这在注重传统、崇尚规矩的剑桥上层社交圈里颇为罕见。1988年，我被选为“查尔斯及凯瑟林·达尔文Research Fellow”后，曾在达尔文学院的管理委员会与他共事。或许早年赛瑟也是留学生的缘故，他曾多次力排众议，提倡广开门户扩招海外研究生。虽然在大多数场合，赛瑟总是沉默寡言，但偶尔发表意见时却显得十分坚定和执着，他以拳击桌表示赞同的表决方式把自己作为南美洲人的豪放气概表现得淋漓尽致。赛瑟极其重视对青年科学家的培养，乔治·克勒(Georges J.F. K鰄ler, 1946~1995) 就是在他手下进行博士后研究时完成以后与其导师分享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学术成就的。赛瑟特别关心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生和进修人员，他的实验室里有不少西裔学生，为了克服语言障碍和避免差错，有段时间他还特地嘱咐技术员在一些关键试剂外包装上标注西班牙文。我在剑桥期间一直参加由著名细胞免疫学家乔纳森·霍华德(Jonathan Howard)每周三在其府第举办的文献俱乐部，同学中有位来自赛瑟实验室，名叫克丽斯蒂娜的西班牙姑娘，每当她提及赛瑟时，眼睛里总是充满了感激的泪珠。赛瑟对西裔学生父亲般关爱恐怕是他对故乡无限眷恋之情的真实流露。
晚年，赛瑟潜心研究以抗体为探针的细胞分子标记，在2002年3月24日去世前一周还递送了一篇学术论文。20世纪80年代末，我在剑桥大学医学院外科进行异种动物器官移植超急性排斥反应的机理探索时曾多次向他请教。在讨论时，赛瑟尤其注意实验设计的细节，教导我不要赶时髦，尽量以最经典的方法开始，层层推进。他还提供线索，帮助我获得了几个当时尚未市售的单克隆抗体样品。赛瑟以他博大精深的知识底蕴和科学大师的超人智慧预见了数个关键实验的结果。他那句简捷而又振奋、带着浓重南美口音的话语 “Go for it, this will work”(“去做吧，这样会行的”)已经深深印记在我的脑海中。
赛瑟·米尔斯坦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毕生专注于揭示抗体结构及其分子多样性产生的机理。在他领导下建立的单克隆抗体制备方法不仅加快了生命科学和医学的发展进程，而且成为现代生物医药产业的核心技术，目前已经广泛应用于研究工具、诊断试剂和抗体药物的制造领域，在癌症和关节炎治疗、排异反应预防和生化及妊娠检测等许多方面造福人类。他对科学、健康和财富的贡献很少有人能够比拟。赛瑟对英国政府没有及时采取措施保护这项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技术之知识产权颇有微词，但使他引以为豪的是，因其基础研究而产生的技术成果已直接导致了无比巨大的商业价值。他曾在多种场合以此为例，呼吁各界加大对科学基础研究的投资力度。
迁居美国后，我不再从事免疫学研究，与赛瑟的联系几乎中断。回剑桥时，我在达尔文学院的正式晚餐上见到过他。赛瑟不知从哪里知道我在融资办公司，开口就问我发财了没有，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宴散时他特意走到我身边，轻声说道：“科学家离开了实验台，其价值与日俱减”。我当时一惊，在还未弄清此话的含义时，他已经离开了。这是我和赛瑟最后一次的交流。也许是因为他这句刻骨铭心的告诫，在置身于生物技术创业投资活动六年后，我毅然回到了学术界。
赛瑟病魔缠身多年，但如此快的离去确实令人惋惜。我知道他去世消息时已经无法参加他的追思会了。2002年，莱恩·希普爵士访华时，我们曾谈起过赛瑟的生平，后来我又给赛莉亚发了短信，表示会以一定方式弥补未能前往吊唁之遗憾。于是，三年之后便有了以上的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