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2005年4月的一个夜晚，我和果德安教授忙里偷闲，驱车去苏州听评弹，途中接到陈竺教授的来电，说他不久前在东京碰到悉尼·布雷内(Sydney Brenner)，交谈中悉尼(平时我都是这样称呼他的)讲到了我，并希望有机会再访中国。陈教授自然十分乐意，嘱咐我尽快安排。此后的数月中，我与悉尼多次邮件往来，周旋于悉尼在美国和新加坡的两位秘书之间，指望找到合适的日期。记得悉尼在交流中还非常详细地询问了上海秋季的气候情况，特别是空气和水质的具体数据，我为此还专门向气象局的专家征询信息。其实，我心里十分明白：身患癌症、经历了手术和化疗后的悉尼已经无法自主决定其旅行计划了。这对这位举世闻名的“空中飞人”而言岂不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折磨？过去三年里，悉尼多次和我谈到他的访华意愿，但因上述原因，至今未能成行。
悉尼·布雷内是20世纪最为杰出和最具影响力的伟大科学家之一，称其为“分子生物学之父”绝对恰当。20世纪50年代初，悉尼在英国牛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前往剑桥大学卡文迪逊实验室师从弗朗西斯·克里克开始了数十年波澜壮阔的学术生涯。1956年揭示了DNA转译密码机理；1961年发现了信使RNA；1965年展开了长达12年的线虫研究并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71年荣获拉斯克基础医学奖；2000年获得拉斯克特殊成就奖；他创办的“分子生物学杂志”成为该领域的国际权威性期刊；他的弟子，如大卫·巴尔蒂摩、约翰·苏尔斯顿和罗伯特·霍维兹先于他或与他同时获得诺贝尔奖……他的成就与贡献、他的生平和传奇以及他的科学哲学观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鼓舞着一代又一代青年科学家奋发勇为，不断创新。
2002年10月7日，我正好在美国办事，最早告知我悉尼获得当年诺贝尔奖消息的乃是我之恩师 布莱恩·希普爵士(Sir Brian Heap)的一份电子邮件。布莱恩说这是“顺理成章、跚跚来迟”的喜讯。后来媒体公布了2002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分别授予了英国科学家悉尼·布雷内、美国科学家罗伯特·霍维茨和英国科学家约翰·苏尔斯顿，以表彰他们发现了在器官发育和“程序性细胞凋亡”调控的分子机理。我随即给悉尼在加州拉荷亚的居所去电话，不巧他当时正在德国访问，只能留言致贺了。其实，作为剑桥的“圈内人”，我对悉尼在那年获奖是有预感的。2002年7月，在上海接待悉尼之好友、199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里查德·罗伯兹博士的晚宴上我们曾有此议论。
1985年至1990年我曾在英国剑桥留学。由于导师希普爵士与悉尼关系甚好，我很早就认识他了。同窗斯蒂芬·琼思毕业后在悉尼的实验室做博士后，我常去那里，与悉尼的交谊渐深。1989年我获得博士学位后曾考虑赶潮流改行搞分子生物学。为此，我专门找过悉尼，希望得到他的指教。不料，没等我把话讲完，悉尼就以直接和坚定的语气对我说道：“安心做好你现在的工作。你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生理学家，但很难成为一流的分子生物学家。千万不要去凑热闹，不出十年，分子生物学家们将会追着你，请你帮助他们解释大量新发现蛋白的生理功能了。”就是这么简短的几句话改变了我以后的职业道路和科研方向。
悉尼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曾长期担任举世闻名的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的主任。20世纪90年代以前，在那里学习或工作的中国学者很少。所以，悉尼当时对中国的科学教育水准了解不多。他曾多次向我讲起“文革”后他接待首批中国科学家代表团时还有政委在场，大家不敢讲话，显得极为拘谨。他的语气显然是带有批评性质的。时过境迁，20世纪90年代以后，无论是在剑桥或是在悉尼“退休”后客居的美国加州，到处可见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或科学家，其学习成绩和研究水平令人瞩目。记得在一次聚会上，美国Scripps研究所所长里查德·伦纳谈到他所里的科研人员至少有百分之十来自中国，离开了这支队伍，他不敢想象如何保证科研工作的正常运行。悉尼听后立即对我说“你们中国人正在{$39}进军{$39}全世界啊！”虽是幽默，但也反映出他对中国认识的演化。以后，我时常听到他对中国学者的褒扬之语。1998年夏天，他曾来北京参加国际遗传学大会，惊叹中国改革开放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当时北京的新机场尚未建成，设施显得落后，他的一只行李箱在运输途中被压扁。事后他对我谈到这番经历时还开玩笑说是当年他抱怨过的“政委”从中作梗所致。因我之邀请，悉尼原计划在2001年11月来沪访问，不料发生了“911”事件，他决定减少国际旅行的频率，此议只得作罢，甚感遗憾。
1990年春，在美留学的胞弟明经送我妻和小女儿回剑桥，希望拜访久负盛名的悉尼。我给他的秘书打电话后悉尼欣然同意。我便按约陪胞弟去了他的实验室。交谈中，悉尼突然对明经说道：“我相信你是来找工作的，愿意留就留下吧。”没等明经应允，他便让秘书帮助办理录用手续。然而，这种在大师身边学习的机会是万万放弃不得的。稍加思索，我弟便决定在取得博士学位前先在悉尼的实验室进修一段时间。悉尼在20世纪90年代初将其实验室部分迁往加州拉荷亚，先在Scripps研究所落脚。1990年秋，他来参加我当时任职的爱密灵医药公司一次科技顾问会，进门就提到明经，“你的弟弟非常活跃，称自己为{$39}麦克{$39}”，使会场的气氛立刻热烈了起来。会议结束时他要我提醒明经应先回美国把博士论文和答辩完成后再求发展。次年夏天，悉尼及夫人梅携孙子亚力山大来加州度假，我做东请他一家到圣迭戈用中餐。席间他问起明经的情况，当我告诉他吾弟即将答辩的消息后，悉尼马上接口说道：“那么，我又要给他一份工作了。”不出数月，明经便从堪萨斯州西迁加州，返回悉尼的实验室接受博士后培训。1992年底在Scripps研究所的圣诞宴会上，悉尼在人群中找到了我，把我引到僻静处，事先通报他因经费短缺将对其实验室进行人员调整，打算不留明经。他问我这样的安排是否会给明经的家庭造成经济困难并要我向胞弟解释他的计划。事后我才知道他于此前已经给明经在附近的加州大学安排了一份待遇和研究条件相当的工作，所以未出现“失业”的情况。悉尼对学生之关爱和对友情的重视可窥一斑。
悉尼的超人智慧和原创思路常令人惊叹不已。在他的提议和参与下，日本科学家在20世纪末开展了对河豚鱼基因组的研究工作，当时许多同行对这一项目颇有非议。事实再次证明了悉尼的远见：如今河豚鱼已经成为遗传学研究的一种重要的模式动物。记得在“人类基因组研究计划”启动伊始，悉尼曾和我讨论过用视蛋白辨色的机理建立生物模型进行基因功能筛选的想法。但由于当时该领域的基础研究积累有限、技术手段尚不完善，他这一超前和大胆的设想未能付诸实践。悉尼经常远游讲学，在实验室的时间不多，但他以其特有的方式指导研究生和进修人员的工作：把握方向，融会贯通；确定目标，循序渐进。在他手下学习除了时刻感受到激烈竞争的压力外，也充分呼吸着学术自由的空气。悉尼从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主任的岗位上“退休”后，在邻近的爱登布鲁克斯医院内建立了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分子遗传学研究室。我有幸数度参加过悉尼出国回来后的例行研究进展“巡视”——他柱着拐棍，漫步在实验室内，来到学生和进修人员面前，依序聆听他们的工作汇报。悉尼的记忆力极强，对每个课题的实施细节了如指掌，对发现创新欣喜若狂，对刻苦勤奋赞许有加，对粗制滥造深恶痛绝。我发现悉尼经常是从哲学角度阐述基础理论，从学科关联诠释技术手段，引导弟子纵向深入，横向跨越，突破专业，攻克难题，摘取硕果。也许是先学医术后习化学的缘故，悉尼对生物学本质的宏观洞察和微观解析赢得了世人的崇敬。与他交谈或聆听他的演讲简直是一种享受。
悉尼出身贫寒，父亲开一家皮鞋作坊谋生。悉尼在南非结束大学教育后只身赴英伦留学，他当年远洋北渡时使用的旅行皮包长期存放在实验室，以资纪念。另一件使悉尼极为珍惜的物品是悬挂在他剑桥办公室对墙的黑板，上有包括他导师弗朗西斯·克里克和他弟子大卫·巴尔蒂摩等多位诺贝尔奖得主用白漆亲署的名字，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富特色的生日礼物，颇显辉煌。悉尼以他独特的人格和绝顶的名望在吸引一批又一批优秀青年献身科学的同时，也造就了一代又一代杰出学者开创奇迹。他让秘书把来自世界各地请他推荐人才的信件按时间顺序整理成册，吊挂在实验室的告示板上，以此向研修人员提示职业发展方向，提供潜在就业机会。
悉尼高度重视国际学术交流与研究合作，在他的推动下，亚太地区分子生物学联盟在20世纪90年代末成立，吸收了近20个国家和地区百余位资深科学家参与。我在2000年由悉尼、希普爵士和著名以色列女科学阿侬·露丝的推荐荣幸地当选为该联盟的正式成员。悉尼花费十几年之心血帮助新加坡建立了世界一流的研究机构——分子和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培养造就了多名具有国际影响力、原籍为中国的科学家，他对此深感自豪。2001年初秋，悉尼约我去新加坡参加亚洲生物技术峰会，磋商区域性战略发展方向。我和悉尼对新加坡能否成为亚洲生物技术产业的领袖看法迥异，时有争论，且被报章披露。当他知道我已受到陈竺教授和徐匡迪教授推荐，计划加盟“国家队”，全力投入中国创新药物研究体系建设事业时，心情十分振奋；在将我介绍给当时担任新加坡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陈庆炎博士和其他政要时曾提醒他们关注"这位具有现实威摄力的竞争者之动向"。结果，未等我走马上任，新加坡科技局和经济发展局的首脑们就去国家新药筛选中心造访了。
外界很少提到的是这位科学巨匠的冒险精神和创业勇气。悉尼对科研成果的产业化极为关注，对创新技术的风险投资情有独钟。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球最大的烟草商菲力普·茂瑞斯公司曾答应投资1亿美元由悉尼创办分子科学研究所，悉尼为此择地选址，折腾数年。不料后来该公司改变初衷，决定撤资，令悉尼大为恼火。但他聪慧务实的态度和高超灵活的谈判技巧使其得到几百万美元的补偿。除一部分用作支持他的实验研究外，另一部分悉尼就用来进行生物医药技术的风险投资。每当他提起这段经历时，悉尼总是颇为得意地说，“我签署了一份很好的协议”。悉尼在组合化学的概念方问世时就与他人在加州拉荷亚投资创办了CombiChem医药公司，该公司上市后先后被杜邦和施贵宝公司收购，也算是生物技术公司创业成功的范例。其实，虽受挫折，悉尼也从未放弃建立分子科学研究所的设想。1998年他重整旗鼓，开始在加州伯克利实现自己的计划。他执著与坚韧的性格令我钦佩。
悉尼长久在南加州著名的Forward风险投资公司担任科学顾问，2001年我亦应邀参与该公司的投资项目评估咨询，从而有了一段与他“退休”后共事的经历。有次遇上评审悉尼本人和他两位学生(彼德及安德鲁)的创业计划，当时我想回避，但公司负责人斯坦·弗莱明先生非要我出席发表意见，情势有些尴尬。结果悉尼到场时带来了他事先准备好的双向保密协议，与我共签，这个潜在的“利益冲突”问题就这么迎刃而解了。悉尼将友情与生意断然分割的作风至今使我感触良深。
悉尼一生绚丽辉煌，名利双至，声望空前。他刚正不阿、敢怒敢言的鲜明性格和直截了当、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在成功推进他事业发展的同时，也得罪了不少亲朋部属，其中不乏一些声名显赫的贤能达官。由此而产生的一些流言传闻如今已经成为颇具传奇色彩的史料，是后人认识解读这位伟人必不可少的典故。与悉尼同辈的剑桥著名免疫学家布鲁斯·罗萨曾这样评论他：挑战强大是身材矮小的他生来俱有的进取本能，掌握主动是出身低微的他后天形成的获胜诀窍。对跨入80岁人生的悉尼而言，旁人如何评价他毫不介意，重要的是他一直在做他想要做的事而且做成了不少——科学因为他的参与而发展，人类因为有他存在而受益，刚度过800年华诞的剑桥大学因为他的成就而增光。
2001年夏的一段时间，悉尼单身居住在拉荷亚海边的公寓里。我们约定在圣迭戈找一家具有上海风味的中餐馆饱食一顿。他因早年摩托车事故伤了腿骨后不宜驾车，由我来回接送。菜是我点的——本帮佳肴，酒是他选的——青岛啤酒，老少相宜，品茗对盏，海阔天空，好是快活。他的直率，他的刚强，他的敏捷，他的睿智无不感染着我。我与剑桥数位诺贝尔奖得主，如爱伦·克鲁格、塞瑟·米尔斯坦(已故)、麦克斯·普鲁兹(已故)等均有交往，也曾得到许多金石玉津，但悉尼对我的影响是最深刻和最全面的。罢盏时，悉尼指出生物技术是从古人那里传承而来，取酵母菌酿酒不正是这一技术应用的最好写照吗！真是三句不离本行。愿悉尼毕生致力于研究发展的现代生物医药技术能够帮助他战胜顽疾，铿锵直前，永为斗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