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1 幻想与求实
有时候，一件事会决定一个人的一生。全国刚解放不久，我还是个11岁的少年，有一天我去公园游玩，参观了一个农业技术展览会。各种各样的植物，琳琅满目，我一下子被一棵植株吸引住了，说明牌上写着：这是一棵用嫁接技术培育的植物，上面长着番茄，下面长着马铃薯。我立到想到，要是花苗接到萝卜、洋葱上，菜园不就成了花园吗?回到家里，我真的照葫芦画瓢，把家里种的花摘下来，接到花盆里栽种的葱上面。第二天，花凋谢了。试验没有成功，我却由此领略到了生物学的魅力。它的深奥，它的奇妙，是一种巨大的吸引力。于是，第二年我高小毕业后考进了广东中山初级农业技术学校。
其实，我早在孩提时就对生物发生兴趣。妈妈说在兄弟姊妹中，我与众不同，从小就喜欢思索，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家里养了鸽子和猫，我就问：为什么猫生下来的是小猫，而鸽子生下来的却是蛋呢?邻居园子里有一棵很大的桑树，每年春天还会送几条蚕宝宝给我养，我发现蚕宝宝每吃了几天桑叶就要停下来，昂着头一动不动地“睡眠”了。我注意到它一生中要“睡眠”四次。每次“醒”来就长大一些。我想，如果想办法让它多“睡”几次，会不会长得更大呢?
人的一生中，少年时期是最富于幻想的，以后随着与外界接触的扩大，视野越来越开阔，想象力也越来越丰富。但是科学单靠想象和思索是不够的，还需要实践，要善于把幻想与求实结合起来，通过实践把构想变为现实。
我从小就有动手的习惯，什么事都想亲自探索一下。家里养的金鱼，我会偷偷地把它抓出来放在空瓶里观察，结果金鱼死了。有一次，我把一包养花的肥料全部溶化，一下子都浇到花盆里，第二天盆景不行了。像这样的祸我闯过不少，而最大的一次差点把整幢房子烧光。那时家乡的电厂晚上才供电，白天我找来一根铅丝，把它绕在电灯泡的灯座上，两头接到两根电线上，晚上一通电，保险丝就烧了。爸爸换上一根，又烧了。最后拿铜丝接上，糟糕，我的房间烟雾腾腾，着火了！幸亏抢救及时，才未酿成大祸。
小时候接二连三地闯祸使我认识到知识的重要，产生强烈的求知欲望，而自小养成的动手探索的习惯，则对我后来的科研工作受益无穷。“文革”期间，我只花八块钱买了一架老式照相机，横过来把皮老虎拉出来，可以拍照；倒过来把后盖拿走，接上一只饼干箱，里面装只灯泡就成了放大机。白天拍照，晚上等半板之隔的邻居熄灯睡着了，开始制作黑白照和彩色照。现在珍藏的女儿百日照和童年写真就是我当年的杰作。我用这只“老爷”照相机练就了相当过硬的摄影和暗房技术，如今在科研工作中使用显微摄影、荧光摄影也就得心应手了。我的爱好比较广泛，空下来会写小说、画油画。有时还干起木匠活来，家里的书架、饭桌、煤气台……都做得蛮像样的，木工技巧对我后来的科研工作帮助不少。1962年我考取了母校复旦大学遗传所的研究生，可当我进入生化遗传实验室时，发觉除了一只办公桌和一把椅子外，什么都没有，只能自己动手做了。没有电泳槽，我就借来一把电锯，把有机玻璃板锯开、磨平、胶上，接上铂金丝，一只自制的电泳槽出来了，和进口的差不多。就这样边研究边建设，不到一年时问，建起了国内第一个颇具规模的血红蛋白实验室。
2 继承与发扬
科学工作者的成长离不开导师的指导与培养，而要作出创造性的成果，又离不开独立思考与勇于创新。1956年，我17岁的时候，在何香凝创办的广东省仲恺农业学校蚕桑专业读二年级。从杂志上我读到了华南农业大学唐维六教授有关培育家蚕品种的论文，拜读再三，敬佩之余又觉得文中有些观点值得商榷，就坦诚地给唐教授写了一封信。没想到几天后唐教授亲自来找我。从此我成了唐教授特殊的学生，几乎每个星期日，我都带着学习中遇到的问题登门求教。唐维六教授是我国著名的蚕桑专家，在家蚕育种方面造诣很深。一年多来，在他的亲自指点栽培下，我的知识面越来越广了。然而伴随着知识的增长，我对唐教授所持的米丘林－李森科遗传育种观点却越来越不敢苟同。1956年，在我高中毕业前夕，适逢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召开，谈家桢教授在会上作了论证遗传物质基础的发言，这在我国解放初期，把摩尔根遗传学列为反动、唯心的资本主义遗传学的情况下，的确是很大的震动。这时候，我萌发一个愿望：到复旦大学谈家桢教授的身边去学习、深造。然而一想到与唐教授亲密相处的日日夜夜，依依不舍之情油然而生。可是又一想，唐教授呕心沥血培养我是为了给国家输送人才，绝不是为了个人。果然，唐教授非但没有丝毫责怪，反而赞赏我的独立思考能力，还立即给谈家帧教授写了一封长信推荐。1985年《健康报》为总结我的成长经历，连续发表了三篇社论，其中第二篇社论的题目是《再论曾溢滔成才之路——尊重导师与独立思考》。当天还配发了长篇报道《慧眼识真才，无私荐后生——访华南农业大学唐维六教授》。
尊重导师与独立思考，在学术上实质是继承与发扬的关系。继承不单是继承导师的，而且要继承前人的，这就需要学习。我自幼就有勤奋读书的习惯。记得还是念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差不多每个星期天一大早，我就到家乡的中山县图书馆去读书、看报，经常忘记回家吃饭。图书馆座落在风景秀丽的西山寺公园，周围有几棵参天的木棉树，大红花一开，十分壮丽。在图书馆里读书累了，出去走走，顿时心旷神怡，浮想联翩。就是从那时起，在这优美的环境里，我养成了一种独特的思维习惯和读书方式，那就是“假如我是他”。我读文章，从不盲目跟着作者的思路走，不轻易接受作者的结论，而是边读边想：假如我是他(作者)，我会怎样想，如何写，作出什么结论。读研究论文时，我通常先看材料和方法部分，再看结果，但不急于阅读其讨论部分，而是停下来想一想：用该文的材料和方法能否获得该文的结果，再设想该如何讨论这些结果，然后才阅读讨论部分，并与自己讨论的论点进行比较、分析。
“假如我是他”是我对学生和同事们常说的一句口头禅。事实上我在日常生活中所碰到的每件事，遇到的每个人，我都会想：假如我是他，我会怎样做?这种思考方式不仅帮助我有效地阅读文献，更促使我无时无刻不在思索、学习和提高。我给正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攻读医学和理学双博士学位的女儿曾凡一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总结我几十年的经验，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自我学习和锻炼的方式。你可以用这种办法试试当教授、当校长，还可以试试当议员、当总统。这是你的自由和权利，也是自我培养、自我提高的有效手段。”
3 责任与动力
作为一个科学家，不仅要钻研业务、发明创造，更要有社会责任感。我从事血红蛋白病研究，至今已经30多年了。这是我毕生研究的课题，也是促成我和黄淑帧喜结良缘的“月下老人”。
20世纪60年代初，我在复旦大学遗传所读研究生期间，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吴文彦主任在门诊中发现一例显性遗传的紫绀病人，派她的助手黄淑帧医生送来血标本合作研究。我们应用当时比较先进的血红蛋白生化分析和分子杂交技术，很快鉴定出这是一种血红蛋白M病，成为国内鉴定的第一种异常血红蛋白，也促使我和黄淑帧结为终生伴侣。
成功的喜悦增添了我对血红蛋白病研究的兴趣，而让我确定要为之奋斗一辈子的这个课题，是我在广州市儿童医院遇到了一个接受输血的脸色苍白的小孩。小孩的父母告诉我：他们第一个孩子死了，第二个孩子又患上同样的血红蛋白病，为了给儿子输血看病，已经折腾得快要倾家荡产了。这种病在我国南方比较多，全世界有一亿多人带有血红蛋白病基因。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鞭策着我，无论在何种环境下，就是在“文革”期间那段艰苦的日子里，我和黄淑帧始终没有动摇过攻克血红蛋白病的决心。“文革”结束后，我们在上海市儿童医院成立了医学遗传研究室，首先就是研究血红蛋白病。当时实验室条件很差，我和黄淑帧带了年仅八岁尚在读小学二年级的女儿曾凡一，一家三口吃住和工作都在唯一的一间没有通风设备的简陋的实验室里，没日没夜地干，吡啶试剂那种难闻的气味把人熏得透不过气来。可就是这种环境从小锻炼了我女儿顽强的性格，也奠定了我们实验室良好的工作作风。十多年来，我们实验室一步一个脚印从血红蛋白的化学结构分析到基因诊断，最近又开展了基因调控和基因治疗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一个个健康活泼的孩子在有血红蛋白病家族史的家庭中诞生，感激不尽的父母给我们寄来孩子的照片，为孩子取名为“谢上海”、“向上海”。
科学研究最大的乐趣莫过于研究工作得到社会的肯定。当我们对与性别有关的遗传病产前诊断获得成功的消息发布后，北京农学院胡明信、吴学清教授夫妇来找我，希望合作研究奶牛胚胎性别鉴定和性别控制技术，因为谁都希望生下来的奶牛是母的。想到把我们的医学分子生物学技术嫁接到农牧业，能为我国畜牧业发展和菜篮子工程服务，我毅然答应了。我们经过几年密切而又艰苦的合作。1991年终于在国际上首次测定了牛的性别决定基因(SRY)的DNA序列，并成功地通过鉴定奶牛胚胎SRY基因来控制奶牛性别，成为当年全国农业科技十大新闻和上海十大科技新闻之一。
科学是无止境的，最近又开展了转基因动物研究，试图通过转基因牛、羊的奶汁来生产珍贵的药物和蛋白质，为国家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我有做不完的工作，我经常每周工作七天，每天工作10多小时。有人赞叹我精力充沛，有人问我哪来的劲，其实我只是具备了一个科学家所应有的品德，即强烈的求知欲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这乃是我的动力所在。
